文章来源：信息化建设  本刊记者：吴倚天

　　2007年12月9日至13日，第一届电子政务理论与实践国际大会（1st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Theory and Practice of Electronic Governance）在澳门特别行政区召开。这是首次在中国境内召开的电子政务领域大型高水平国际会议。会议由联合国大学电子政务中心、美国政府技术中心和联合国亚太ICT培训中心联合主办，共有来自全世界48个国家（地区）的206名代表参加。

　 《信息化建设》杂志作为中国地区（含港澳台）唯一一家受邀媒体参加了本次会议。在会议过程中，我们积极地向各位与会代表介绍、推荐中国电子政务的最新进展和先进经验，也了解到很多其他国家开展电子政务的最新情况。相当于既对电子政务的全球发展进行了一次“把脉”，也对中国电子政务的发展阶段、发展状况进行了一次“定位”。

    灵活多样的议程安排

　　会议从12月10日开始到13日结束共四天时间，议程安排得非常满，共包括了开幕式、闭幕式、三次主题发言、六次主题讨论、七次小组讨论和十二场次的论文交流。其中有一些是全员参与的，如开闭幕式、主题发言、主题讨论，有些则是同时并行的，如小组讨论、论文交流，分分合合、非常忙碌。记者在国内也曾参加过不少电子政务领域的大型会议活动，相比之下，第一届电子政务理论与实践国际大会的议程安排更加紧凑、形式更加多样灵活。

　　在会议的前三天上午，分别安排了三场从不同角度阐述电子政务观点的主题演讲，分别是：美国政府技术中心主任、北美电子政务协会主席Sharon S. Dawes从学术角度谈电子政务；尼日利亚国家电子政务战略执行副主席Olu Agunloye从政府官员的角度谈电子政务；联合国大学公共行政与发展管理系主任Guido Bertucci从非政府组织的角度谈电子政务。

　　根据电子政务不同侧面所组织的六次主题讨论是本次大会的亮点。因为主题讨论通常是围绕当前电子政务的“热点话题”，由两到四位主持人作简要发言，随后台下的听众便可以一起参与讨论，形式活跃、参与性强。六次主题讨论的议题分别是“电子政务的正规工程模式”、“公共行政过程中的知识管理”、“电子治理与组织转型”、“电子政务的政策发展”、“电子政务经济学”。

　　
　　七次小组讨论也是根据电子政务的各个主题而组织，与主题讨论的不同在于小组讨论是将理论届、企业届、政府部门和非政府组织的代表组织在一起，试图从不同的角度对同一问题进行探讨。来自政府的参会者介绍了当前电子政务的发展状况、案例介绍以及存在的问题。作为回报，他们从理论界学得了许多电子政务的最新研究成果，从产业界学到了如何将这些理论运用于实践的办法，并从其他的政府部门那里学到了很多他们共同面临的问题的解决对策；来自产业界和非政府组织的参会代表展示了他们为政府打造的技术解决方案。他们从政府代表那里收获了许多当前政府部门面临的挑战，从理论界学到了很多最新的研究成果；而来自学术届的代表带来了许多新的关于电子政务的模型、理论和框架，基于这些理论成果可以构建电子政务具体的解决方案。他们从会议中学到的是关于政府面临的实际问题以及如何将理论成果付诸实际执行的办法。

　　会议主办方之一、联合国大学电子政务中心主任Tomasz Janowski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本次会议汇聚了来自政府部门、学术机构、产业界和非政府组织的电子政务实践者、研究者、推动者，共享有关电子政务的最新理论成果和实践经验。会议提供了一个独一无二的机会，让这三个不同领域的人能进行探讨交流，使各自都获益。”

    从“电子政务”到“电子治理”

　　针对当前全球电子政务发展的新情况、新趋势，第一届电子政务理论与实践国际大会在其《会刊》中提出了它的判断：

　　“当前，全世界都接受‘电子政务’作为政府的改革方向多年以后。各国政府在实践中普遍意识到，如果缺乏对政府协作、人力资源管理、公众舆论等因素的重视，而仅一味依赖技术的话，‘电子政务’发挥的作用实在有限。因此，今后的重点应该从由技术驱动的‘电子政务’（Electronic Government）转向更加关注政府间协作、关注非政府部门作用的‘电子治理’ （Electronic Governance）。”

　　从“电子政务”（或翻译成“电子政府”）到“电子治理”，这在英文的表达上只是几个字母的变化，但两者的内涵却完全不同。本次会议之所以提出“电子治理”的概念，有着深刻的时代背景。20世纪80、90年代以来，西方公共行政管理学发展最重要的特征之一就是公共行政管理理论研究的范围得到了进一步的拓展，出现了相对于传统公共行政或行政概念的“公共治理理论”，该理论提倡为了实现和增进公共利益，政府部门和非政府部门（私营企业、第三部门或公民个人）等众多公共管理主体应该彼此合作，在相互依存的环境中分享公共权力，共同管理公共事务的过程。对政府部门而言，治理是从划桨到掌舵的变化；对非政府部门而言，治理就是从被动排斥到主动参与的变化。1992年，美国人戴维·奥斯本和特德·盖布勒据此理论撰写的《政府再造》一书曾成为克林顿政府改革的重要纲领。

　　本次会议认为，正是因为目前各西方国家都在公共行政领域进行着大刀阔斧的改革，“参与、互动、合作、服务”成为政府管理的新趋势，因此电子政务也要进行相应的改革。“今后电子政务的研究不能再只立足于技术或组织理论，而应该更多地从多学科角度（multi-disciplinary），考虑更多的相关利益者（multi-stakeholder），采用面向社会（community-oriented）的研究方法”。

　　作为对“多学科”、“更多相关利益者”以及进一步“面向社会”等方法论的体现，本次会议的参加者除了各国大专院校、研究机构的研究人员外，还有大量的政府官员、企业负责人、民间咨询机构代表。

　　会议收录的论文也体现出会议的多元化色彩。据悉，最初递交论文的作者来自于27个发展中国家（地区）和26个发达国家（地区），在最终录用的159篇论文中，有63篇是研究论文，有74篇是实践文章，22篇是解决方案介绍。论文主题覆盖电子政务基础框架、协作、组织、政策、知识、安全、移动、电子参与、创新应用技术的传播与执行、农村电子政务的发展、案例分析等。

    国际比较下的中国电子政务

　　自中国开展电子政务建设以来，经常听到类似“要学习世界先进国家经验”、“赶超世界水平”、“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很大差距”等说法，但是我们跟世界发达国家的“差距”究竟在哪？中国的电子政务从全世界来看究竟处在一个什么样的位置？其他发展中国家电子政务的发展状况如何？发达国家的经验真的值得我们学习吗？对于这些问题，却一直没人能说得清楚。这次在家门口召开的国际盛会，给了我们一次了解世界先进水平、评估自身状况的绝好机会。《信息化建设》第一次出境采访的主要目的，也正是为了探寻上述问题的答案。

　　参加完四天会议后，整体感觉中国的电子政务与其他国家相比存在着太多的“不同”。

　　无论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其他国家的参会代表们在发言中，谈到“电子政务”时更多的是指某一个项目、或者某一项应用，如“电子选举”、“网上牌照发放”等，实施主体往往只有一个，项目独立性强，应用也比较简单。相比之下，中国的电子政务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如通贯全国的“金”字工程、综合各个部门业务的“办公自动化平台”以及全国上下数不清的“数字XX”。之所以存在这样的差别，恐怕有两方面的原因：首先是中国地大物博，一个省就相当于人家一个国家的规模，因此电子政务系统的规模和复杂性远胜于后者。第二是中国实行的是单一制的政治体制，各级政府隶属关系明确，而国外很多国家实行的是联邦制、分权制，地方政府在电子政务方面不受上级政府管辖，因此电子政务项目的规模也相对较小。

　　另外，通过在会议中对其他国家电子政务开展情况的比较，中国IT基础设施绝对应列入世界一流行列。在印度尼西亚，目前只有五个主要岛屿有光纤相连；在非洲的肯尼亚，只有首都和第二大城市之间有物理线路连接；在孟加拉国，全国没有一家电脑生产厂家，电子政务面临的主要问题还是如何解决电脑终端；在尼泊尔，电子政务还仅仅处在概念的引入阶段。绝大部分的发展中国家目前电子政务的主要障碍还是进一步完善基础环境，而相比之下中国的IT基础实施已相当完善，不要说城市，就是一般的农村和山区都有网络相连，如何开展应用才是绝大多数地方正在考虑的问题。之所以中国能在IT环境方面取得“鹤立鸡群”的局面，一方面归功于中国经济的迅猛发展，另外是因为其他很多发展中国家的电信行业是私有化的，它们往往从经济成本而不是社会效益的角度考虑。

　　本次会议共收录159篇反映全球各国电子政务最新进展和前沿理论的论文，其中来自印度的论文最多，有30篇，居第二位的美国有12篇，来自中国的论文仅有1篇，显得极不相称。听完很多的论文交流，记者发现其实这些论文也是良莠不齐，甚至有些“经验”在国内看来已显得陈旧。分析个中原因，恐怕语言交流不畅是关键——国内研究电子政务的研究者中，能熟练运用英语进行写作和表达的太少，不像印度、巴基斯坦和一些非洲国家，英语本身就是它们国家的官方语言，交流起来自然得心应手。平心而论，以中国政府对电子政务的重视程度以及支持力度，中国有着很多很好的案例和先进做法。我们应该认真考虑如何克服语言上的障碍，把它们介绍给世界。与中国类似，因为语言交流问题而“尴尬”的还有日本，本次会议它们也仅有2篇论文入选。

　　跟其他国家，特别是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的电子政务建设的主要差距还在于“服务意识”。我国的电子政务项目往往是从政府自身出发来进行项目设计、开发，而发达国家则多从服务对象的角度出发，人性化较强。这从他们的项目介绍和论文选题方面都可以看出来。随着这次会议提出“电子政务”要向“电子治理”转变的理念，相信对“服务”的重视程度只会有增无减。作为一个正在向“服务型政府”迈进的国家来说，增强服务意识、增强项目的实施效果应当成为我们的努力方向。